卡尔⁃海因茨·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1925-1984），自1966年起，担任萨尔大学哲学系教授，以研究黑格尔哲学、法哲学和自然法为重点。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编辑、考订并评论：《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4卷本）由于他的努力，彻底颠覆了从前对黑格尔法哲学僵化、保守和反动的形象，开启了对黑格尔实践哲学正面形象的复兴，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实践哲学在二战之后的发展。除此著作之外，伊尔廷还主编了：黑格尔《自然法讲演录（1819-1820）》和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1821）》。当黑格尔受聘为柏林大学教授抵达柏林几个月之后，作为“精神领袖”之一到场参与的大学生政治活动，因一个学生的“政治谋杀案”而被定性为“煽动性的颠覆活动”，标志着普鲁士政治发生了遽变：“改革”终止和“复辟”开始。随着“卡尔斯巴德法令”的实施，黑格尔原来预定出版的《法哲学》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加以修订，因而延迟了出版进程。在此期间，他的许多学生遭到拘捕，被投入大牢，他的同事被大学解雇，且被开除公职，而黑格尔在面临所有这些问题时都干了什么？他的态度如何？他是如何保护他的学生，又如何讨好官方，如何与施莱尔马赫等同样著名的教授与学生的“精神领袖”发生激烈的争执，这篇文章以非常翔实的史料，为我们刻画出一个既伟大、又卑微，既可爱又卑鄙的立体的黑格尔形象。如何在正式出版的1820年的《法哲学》与各种复杂政治形势下口头教授的《法哲学讲演录》之张力中，准确把握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留给思想界的巨大课题。原文见《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Edition und Kommentar in sechs Bänden von Karl⁃Heinz Ilting, frommann-holzboog, Stuttgart 1973/1974）第43-69页。中译文载于《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第11-31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
2020年秋季号总第009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12月
《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评论版“导论”（二）
▲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
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
延迟了《法哲学》出版[43]
黑格尔于1819年3月25日结束了他在柏林第一个学期的自然法讲座。第二天晚上，他的学生为他演奏了小夜曲，以示格外地尊敬（《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14页）。黑格尔利用新获得的假期自由，给他的老朋友尼特哈默尔写了一封早该完成的信。其中有这些话：[44]我们在家过日子共享家庭之满足，而且多年以来我都没有如此安宁、有条不紊地和睦相处。作为教授我只是有了一个开端；但是，于我于事要做的还有许许多多。昨天学期结束，我第一时间就提笔给您写信。有望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我还要写一本书（我的自然法在§§，《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13页。）这种满足感之于他应该不会长久。因为几天之前，1819年3月23日，神学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Carl Ludwig Sand）在曼海姆出于政治动机谋杀了为俄罗斯服务的作家柯策比。对于普鲁士的政治气候而言，这一行为的后果在维也纳会议与1830年7月革命之间产生了决定性的转折：改革的结束和复辟时期的开始。但是仅仅在三个月之后，这一进展就开始变得可以辨认了，并且仅仅在持续三个月之后，带有一定的突然性，却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矗立在所有人的眼前。黑格尔受这些事件的牵连程度如何，将呈现如次。▲ 伊尔廷编辑、考订并评论的《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4卷本）（Georg Wilhelm-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1818-1831，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 1973/1974）书影
1819年5月2日，柏林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在柏林皮切尔斯贝格（Pichelsberg）举办了一场纪念葛尔申大战（Großgörschen）（1813.5.2）的庆祝活动，在此战役中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来自学生团体中的第一个志愿者阵亡了。学生们从教授圈子里邀请了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德·魏特（de Wette）,黑格尔，甚至雅恩（Jahn）和法学家哈赛（Hasse）。后两位却并未出席，雅恩毫无疑问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因为他已经在3月份就成了官方谴责的对象以及学生示威活动的主题（Lenz II 1, 43-49）。黑格尔在这个圈子中到场——在他抵达柏林几个月后——并非偶然。[45] 在2月9日他就已经与施莱尔马赫，雅恩和德·魏特（de Wette）一起接受学生联谊会的邀请参加了学生们为纪念反对拿破仑的普鲁士起义而组织的庆祝餐会与酒会。因此他出席皮切尔斯贝格庆祝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标志，即黑格尔同那几个同事一样被看作是学生联谊会的精神领袖。他与那些时日的学生运动有多么紧密的联系，也还在另一些情况中表现出来了。根据宗教-爱国庆祝活动的方式，如其在学生联谊会中流行的那样，庆祝活动（在教授到来之前，人们会先进行体育活动）以合唱普通歌曲和施莱尔马赫祝酒词开场，“激励着葛尔申（Görschen）英雄们的精神不会消亡！”接着，弗里德里希·佛斯特（Friedrich Förster）博士，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和朋友，针对自1818年夏天以来一个军事法庭对一篇反对派的报纸文章所进行的审判，[46]对柯策比的死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朗诵了一首关于这个事件的诗，并用以下致辞结束：“为桑德万岁干杯不是我们的本愿, 但恶事已经发生，而且也不是暗算！”然而许多其他人在那几周时间内都是谴责桑德的行为，但是黑格尔的学生们由于桑德谋杀了柯策比这一缘故而团结一致地为其辩护，说桑德的行为之发生是出于一种信念(Gesinnung),这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e）；但他说，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言论能够为存心犯罪的桑德辩护。正是这一点才可能是佛斯特只是得到了在场学生们有节制的掌声的原因。关键是，黑格尔的另一个学生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与弗里德里希·佛斯特相比与黑格尔靠近很多，这人就是古斯塔夫·阿斯韦卢斯（Gustav Asverus），是与黑格尔交好的耶拿大学法官之子，他在4月8日至22日期间给他的大学同学洛霍尔姆（Loholm），一个耶拿学生联谊会的激进派成员写信说道：桑德应该说得到了最高的称赞。因柯策比的忍受证明了祖国的弱小。“假使真有许多人像我们正直、忠实的桑德一样，那我们的处境就好了。这里不能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理念的权利，即为一个本身坚固的真正国家而斗争的权利，高于其他一切权利。对于后果只有将信将疑的人才会颤抖。世界存在如此之久，并无大的过错导致我们落后，[47]永恒地被把握在进步中的世界精神伸张它的法权……为了统一我们必须再来一次，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帮助。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自由，如果不能自由地朝向外部的话……”（《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434页及下页）在181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阿斯韦卢斯显然——根据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的陈述——差不多完全被桑德的行动所激励，该行动却是为了统一祖国的大事做出的“不成熟的牺牲”，现在招致了严厉的措施：“所有人都得为此行动共同担责。”在同一封信中他断定自己属于黑格尔哲学，而学生联谊会的其他领袖性的代表人物，罗迪格（Roediger）和荣格（Jung），继续支持弗里斯而反对黑格尔（出处同上）。这一判断富于特征的东西也就是他鉴于学生联谊会的目标与利益而对柏林的教授所做的评价：“我对施莱尔马赫的尊敬在日益降低……这里的教授们，至少大部分，都是胆怯的奴仆，除了赫斯, 黑格尔和德·魏特”（1819年4月29日的信，出处同上）。至于桑德的行动，按照黑格尔的一个周详的赏识，阿斯韦卢斯也于1819年5月11日在给他父母的回信中写道：但我所盼望的，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我的祖国的统一……因为你们可以确认，除了勤奋学习之外，我将什么都做不了，为此桑德的行动重新激励了我。我善于通晓大义地明白，也只有必须继续唤醒更伟大的精神教养，在为了自由之前，国家才会演历某种抓手性的东西（Durchgreifendes）……人民理所应当地值得争取获得一个更好的制度（Verfassung），在我们给予他们制度之前（《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436页）。大约在佛斯特和阿斯韦卢斯之间，也会有一些对桑德及其行动的评价作出来了，黑格尔在柏林的第一个助手卡洛韦（F. W. Carové）在他1819年春季的文章《论柯策比的谋杀案》中就阐述了他的评价。因为像阿斯韦卢斯所代表的观点那样，卡洛韦也持有这一观点：“对柯策比的谋杀对于民族发展的进程应该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个谋杀事件上才让人认识到， 桑德谋杀的行动路线，和处在柯策比自我表现的精神中的那些人，都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462页）。[48]卡洛韦在这篇文章中（该文章根据封·康普兹（v. Kamptz）的档案记录，此人是负责普鲁士内务部警察局的部门主管），将“柯策比遇刺事件”解释为“外在事件和人的主观看法表达所导致的理智与情感之间斗争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460页）。这些言论不仅让人想起黑格尔的语言用法。它们表达的方式，人们可以认为，黑格尔在1819年春天那几周内还真不是坚决地与这些观点保持距离。然而，与这些判断，如人们在弗里斯（Fries）和德·魏特中以及他们在大学生联谊会的追随者圈子中所了解到的，有很大的不同。神学家德·魏特在1819年3月31日给桑德母亲的一封信中写到：“每个人只根据他的最佳信念行事，这样他做的将是最好的事……就像这一事件的发生，通过纯粹虔敬的青少年去做，带着这种信仰，这种坚信不疑，它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美好标志。”在一个学生1819年4月20日的一封信中，人们发现的信息，是德·魏特在一次学生聚会上发表了这一看法：如果桑德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行动冲动，那他做得有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并作为上帝的殉道者为一个善的事业而死（Lenz II 1, 65）。虽然德·魏特在1819年8月10日的一个审讯中反驳，“此类言论他何曾在一次大学生聚会上说过”，同时承认，“他引用了一些具体的句子，如果从上下文关系中扯出来，一个甚少关注它们或者与他不熟悉的人们，几乎能够理解得与被引证的含义相同”（Lenz II 1, 66）。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其微弱的正式辟谣。这些言论， 如同德·魏特受到责备的那些一样，接近于学生联谊会激进派的观点，[49]正是耶拿大学生联谊会的“无条件者派”的成员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卡·路·桑德所代表的。在这里人们辨认得出这一原理：“所有地方，只要是表达通过自由的意志和自己的认识获得信念的地方，都会为了这种信念而允许一切手段，即便它们与习惯的伦理规条相矛盾。罪犯可以为他的信念承担自身的责任，唯有这才是本质的东西。”出于这种信念伦理（Überzeugensethik），耶拿“无条件者派”的领导者，卡尔·弗伦（Karl Follen），导致了革命性的后果，并发展出一种“个人恐怖理论”（Faber 出处同上）：政治谋杀是“个人的战争（la guerre des individues），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针对耶拿无条件者派的这个“原则”，黑格尔在1820年的法哲学中非常明确地说道：我们时代特别陈腐的一个准则之一……，在不法行为上对所谓的道德意图感兴趣……；但这种学说在它再次炒热时部分形态被夸大了，竟把内心的灵感和心情，即特殊性的形式本身，当作了合法、合理和合德的标准，其结果，犯罪及其指导思想，哪怕是最平凡、最空洞的突发奇想和最愚蠢的意见，都被认为是合法、合理、合德的，因为它们发自内心和灵感（《法哲学》，第126节附释）。毫无疑问，这些言论针对的就是桑德、卡尔·弗伦（Karl Follen）和他们的老师弗里斯及德·魏特的“信念伦理”。而在柯策比被谋杀前不久，黑格尔自己就已经在这种反对的意义上发表了言论。在1818/19年法哲学讲课的相关章节中就已经有了这样一句话：[50]“道德的意图不能为非法行为作辩护”（Hr§66）。而黑格尔对这一论题的阐释，正如霍梅耶尔（Homeyer）的笔记所报道，可能清楚地阐明了他自己所提到的内容：出于道德信念的政治谋杀。因为霍梅耶尔记录到：“在现代君主制中，没有暴政是可能的，不同于罗马、土耳其和先前的俄罗斯”（Hr §66 A）。霍梅耶尔的这些报道对黑格尔的政治评价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证明，黑格尔不是在桑德行动之后才拒斥政治谋杀，而是先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为这一行为奠定基础的理论并预先警告过被德·魏特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美好标志”的东西。尽管如此，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没有理由怀疑，黑格尔在1819年的春天本质上，与他的学生Fr.佛斯特，阿斯韦卢斯和卡洛韦一样，赞同并支持桑德以他的行为所想服务的政治目标，更有甚者：黑格尔在那几个月里完全，类似于弗里斯，被算作大学生联谊会运动的精神之父。如所提到的，阿斯韦卢斯为桑德辩护写到：“这里不能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理念的权利，即为一个本身坚固的真正的国家而斗争的权利，高于其他一切权利。对于后果只有将信将疑的人才会颤抖。世界存在如此之久，并无大的过错导致我们落后，[47]永恒地被把握在进步中的世界精神伸张它的法权……”（出处同上，参见德文第46-47页）。但是黑格尔本人最终在少量几个月内在他学生们面前讲述的东西记录在案了：“权利和义务的形式主义产生于自由概念发展中的区别。与形式的，即抽象的、受限制的权利相反，精神，它更加宽广地将在自由中所蕴含的诸环节带向意识并带向现实性，作为更加具体、更为普遍的权利，一种更高的权利”（Hr§15）。因此原则上——并不完全与Hr§66的学说相一致——[51]一种历史性的过错已经免罪于法律的和道德的规范之约束。这种评判，在桑德的行动发生之后黑格尔的学生中被证明了其力道--已经在这一行动发生之前—可以在黑格尔本人的思想中再次发现。黑格尔在皮切尔斯贝格（Pichelsberger）宴会上的到场绝非偶然。
▲ 黑格尔在耶拿遇见拿破仑
考虑到这一局势，人们不会感到惊讶的是，随着普鲁士开始“追捕煽动者”行动，1819年7月初，被捕者或警察的追捕者当中恰恰也就是黑格尔最亲密的学生。当然，他们并没有为这一打击至少有过一点准备。还是在1819年6月底，黑格尔的学生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还在忙于为第三个公共学生节做准备，这个节日应该是在1819年10月10日的柏林举行。6月25日那天他在邀请函中说明：“我们把柏林看作是最合适的地点，因为位居上方的人们极少会怀疑到这里的一场集会，特别是当我们安静一点的时候”（Lenz II 1，55）。可是，就在那天之前，普鲁士警察局长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侯爵，就已经将他和黑格尔的助手莱昂波德·封·亨宁（Leopold v. Henning）一起列入名单，该名单被推荐给国王供警察拘捕（Lenz II 1，56）。由普鲁士总理哈登堡亲王支持，维特根斯坦执行，国王于1819年7月3日通过一个敕命安排警察调查委员会投入使用。在7月7日清晨，亨宁遭到逮捕；乌尔里希暂时逃脱拘捕，因为另一个与他名字相同的大学生成了他的替死鬼被逮（这一错误本应给德·魏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52]真正的乌尔里希在一周后，于7月14日，和“谋反者首领”路德维希·雅恩（Ludwig Jahn）一起被拘留。在7月15日夜里阿斯韦卢斯也被逮捕（Lenz II 1，60 f.）。处境最好的还是莱昂波德·封·亨宁，此人通过他的兄弟古斯塔夫与大学生联谊会的激进派，这个围绕在卡尔·弗伦周围的耶拿“无条件者派”团体取得了联系。他参与了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该请愿书提醒法兰克福的德国联邦议会履行“联邦法”第13条款中的宪法承诺。七周后他被释放出狱；然而，他关于在1819—1820年冬季学期继续留任黑格尔法哲学讲座助手参与教学活动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不过这并未阻止他，不顾一切禁令，继续参加社交聚会和已被解散的学生联谊会的核心圈子。在一年的试用期之后他的学术生涯可以继续下去。乌尔里希与黑格尔的关系之所以无法更加明晰地确定，是因为两人之间曾约定，信件在收到后立即销毁， 起先他被拘留几乎四个月，然后被释放，并于1820年2月27日再次被捕。在看守所服刑了四周后，他开始了逃亡生活，为了逃避警察追捕，他前往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Pommern），霍斯坦，瑞典并再次返回到霍斯坦，直到1823年初他最终在波茨坦找到一份市陪审法官的职位。尽管他父亲百般努力，黑格尔全力斡旋，[53]阿斯韦卢斯一直拖到1820年6月7日最终还是被逮捕，在他被释放之前，在他不对其他学生发布关于他的拘捕时间的“不利信息”的情况下，立即遣返到了他的故乡耶拿。所以在此期间他的案子并没有了结。1824年12月8日，他在布勒斯劳被判处六年徒刑，由于他的申诉，他于1826年1月17日暂时被释放，而最终，由于国王没有批准这一判决，他是基于一份给国王的赦免请求书于1826年9月17日被赦免。早在1821年10月11日在给他大学同学的一封信中他就已经写到：“（大学生联谊会）不该有政治意图；因为这是蠢事……只有远离政治……”针对上文已经提到的弗里德里希·佛斯特（Friedrich Förster）的诉讼程序，似乎首先取得了一个好的结果，在他于1819年6月23日因为冒犯其他公务员，特别是封·康普兹先生之后，他被判处14天禁闭，但解除了对他冒犯君王的嫌疑。因冒犯而判刑本身，最高军事法庭于1819年8月5日向国王提交的报告声明此事发生得太不正当，这时封·康普兹已经放弃对佛斯特提起冒犯诉讼。由于一份刊登在《不莱梅日报》上有关7月14日被逮捕的“运动之父”（Turnvater）雅恩的名誉声明，他也参与了在此声明上签名，哈登堡在其中看到“一份从效力于国家方面而对国家规章的公开谴责”，[54] 然而，1819年9月30日，弗里德里希·佛斯特在军事学校和大学中的职务被解聘，并被开除国家公职。哪怕到了1823年春，他申请许可作为大学编外讲师从事教师工作的请求也再次被驳回。只有通过黑格尔的斡旋，他才最终成功被任命为柏林艺术珍品收藏室的管理员。卡洛韦计划中的学术生涯因1819年夏天的追捕煽动者行动而过早地结束了。还是在1819年6月17日，卡洛韦还真诚地、毫无预感地向普鲁士文化部长阿尔滕斯泰因（Altenstein）申请作波恩编外教授的职位，并附上他的“论柯策比的谋杀案”论文清样。[55]阿尔滕斯泰因在7月3日建议他，到布勒斯劳大学去谋求教师授课资格（Habilitation）。所以卡洛韦大概是为了试试他的运气，于1819/20年冬季学期现身于布勒斯劳。由于11月26日封.康普兹在阿尔滕斯泰面前提出了反对他的异议，不久之后（1819年12月1日）维特根斯坦也为他写过一篇为桑德辩护的文章而怀疑上了他。如今，当卡洛韦已经在12月24日以巨大的坚定性摆脱了所有的嫌疑时，封.康普兹与他的第一次干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维特根斯坦还断然坚持他的否定判断。于是阿尔滕斯泰因阻止卡洛韦在布勒斯劳谋求大学执教资格，并指示当地政府的全权代表密切观察他。这个全权代表在1820年夏季学期开始时要求“卡洛韦听话并顺从地完全远离大学执教生涯”；但特别的是，说他呆在布勒斯劳“一方面全无必要，一方面令人可疑”。根据霍夫迈斯特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所利用的大部分原始材料所作的推断得感谢他的判断—卡洛韦“是被一个阴谋的宫廷奸党的合谋以及他们的卑劣的工具而从任何一个学术轨道上排除出去的”，并从此以后“诅咒成为一个二流的作家从事活动，由此他不再想出人头地了”。▲《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全四卷书影黑格尔对1819年夏这一事件做出了何种反应，很不为人知晓，因为我们除了看到在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那里讲了一个并不那么意味深长的轶事之外，直接的材料只有一封黑格尔寄给普鲁士警察局的信。在这封信（1819年7月27日）中——这是为被捕的阿斯韦卢斯开脱的极其卑躬屈膝的呈辞——有两点很突出：[56]黑格尔试图将所谓“煽动人心”的颠覆活动作为青年人不成熟的表现来了结，而不只是官方解释的带有革命目标的谋反这一说法，以及缺乏任何对于学生社团本身的批评或保留意见。黑格尔不谈青年大学生的政治理念，而只谈“返回于内心的自负与狂热”和“在一部分青年中逐步流行开来的蠢蠢欲动”，好像这种行为失常能够解释几周前在柏林已经开始了的逮捕浪潮似的。从罗森克兰茨流传开来的“轶事”也适用于对这一事件的淡化。这诚然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来评价，黑格尔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从一开始就对整个政治局势的严重性未曾切近地把握到：一个他的听众，由于受政治牵连，关在[柏林]市沃伊格特（Voigtei）监狱里，此监狱有一个背面向外伸展到了施普雷河（Spree）。囚犯的朋友们同此人心有灵犀，推心置腹，且由于他们有理由认为他是无罪的，就像是学术研究得出结论似的，[57]于是他们试图以下列方式向他证明他们的同情：他们乘着小船在午夜时分来到他的监狱铁窗下，试图和他说话。有一次成功了，这些朋友们，同样也是黑格尔的听众，不得不将这件事告诉了黑格尔，于是他自己也决定，一同划船行驶。只需哨兵的一颗子弹，就很容易让这些蛊惑人心的皈依者免除任何进一步的努力。黑格尔在水面上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怪异的处境。当小船停在窗前时，谈话也就开始了，出于谨慎应该使用拉丁语。但黑格尔将谈话局限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空话，例如这样询问囚犯：“你现在看得见我吗？（Num me vides）”由于人们与被囚者几乎能够触手可及，这个问题也就有些滑稽，并没有错过引起哄然大笑，在回程中黑格尔与苏格拉底式的笑话完全合拍（R 338 f.）。在此报道中的申辩性意图非常明显：罗森克兰茨强调囚犯的无辜，并讽刺地将黑格尔描绘成“蛊惑人心的皈依者”，在所描述的境况中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可是，黑格尔与被捕者和行动发起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十分密切的信任关系被置于黑暗之中。令人奇怪的倒是，如果黑格尔，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和他讲座的朴实“听众”真如罗森克兰茨所描述的那样，参与了这样一次奇幻之旅的话。出于下面应当弄明白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假设，这一轶事与1819年6月有关。当时黑格尔的学生亨宁（v. Henning）,乌尔里希（Ulrich）和阿斯韦卢斯韦卢斯身陷囹圄。尼考林（Nicolin）猜测，就囚犯而言涉及的是莱昂波德·封·亨宁（Leopold v Henning）（Nic 614）。由于其无罪后来很快就能够被认为是得到证明了的，这个假设当然是正确的。这个场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黑格尔的有益于当局的书写不相符合。
▲ 黑格尔与他在柏林的学生们
在此期间，[58]普鲁士国务总理哈登堡意识到他在大学政策中不能长久地反抗梅特涅。在1819年7月10日外长伯恩斯托夫（Bernstoff）就已从根本上接受了奥地利的建议，镇压大学的自由[学生运动]。8月1日，梅特涅和普鲁士国王之间在特普利兹举行预备会谈之后，哈登堡会见了梅特涅，并在同一天签署了所谓的特普利兹条约（Teplitzer Punktation），它服务于这个意图：“利用目前这一时刻，对一个革命党进行的系统活动构成威胁，附带解散德意志联邦的联盟，同时要对所有德意志政府的存在造成威胁”。这一文件中最重要的句子是要保持“永久机密”，原文是：“作为一项不可交流（unumgängliche）的惩处措施，两个宫廷（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支持这项必然性定则，即让那些臭名昭著有歪点子并卷入当今大学生胡作非为的颠覆活动中的教授立即远离其教授职位，从一所德意志大学开除的个人不能在其他德意志的大学取得类似的职位。”在1819年8月6日至31日的卡尔斯巴德会议上，普鲁士也还是放弃了它的保留，即在7月10日备忘录中针对奥地利的观念所提出的保留。因此，“卡尔斯巴德决定”结果比预备委员会审议后的预期要严厉得多。它于1819年9月16日被呈交法兰克福联邦大会审议，并已经在9月20日——在胡伯（E.R.Huber）称之为“联邦-国家闹剧”的程序中——得以通过。普鲁士在1819年10月18日将它连同从属于它的执行条例一并生效。卡尔斯巴德法令由一部大学法，[59]一部新闻法，一个调查法和一部执行规则组成。通过大学法，大学被纳入政府-授予全权架构，由于职权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大学有权将科研和教学置于一种实践上不受限制的控制之下。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大学教师将在不用对其行为过失的事实特征予以清晰说明的情况下，通过一种无法争辩的行政决定而受到解雇的威胁。秘密的或未经批准的学生团体的成员要被逐出校园，并且不能被其他大学再次接收；公职对于他们要终身被拒绝。根据“联邦法”第18条所告知、赋予他们了的新闻自由，完全取消。对普鲁士而言，这首先意味着，从现在起曾许诺给大学的审查自由被消除了。这部学术研究法最终规定，“任命一个中央机关，详细调查在好几个州发现的革命颠覆活动”，总部设在美因茨。由于所有这些决议都是在秘密协商中准备，大多数与之相关的人只能逐步地弄明白因哈登堡步入奥地利的政治而形成的新的状况。他们首先的反应不是畏惧，而是愤怒。只有对于明确的部长命令，柏林大学评议会才准备在公告栏上提请注意，有义务接受警察的传讯。所以德·魏特也在1819年8月8日，以他没有时间为理由，拒绝接受传讯，甚至向维特根斯坦爵士提出抗议（Lenz II 1, 65; IV 361）。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境况早就不保，在他给桑德的母亲所写的信的复件被发现之后，他也无法否认他曾经写过这封信。在没有等待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卡尔斯巴德法令的情况下，[60]国王于9月18日就下令解雇了德·魏特，并在9月30日签署了相应的内阁令。评议会谨慎表达的异议，由萨维尼（Savigny）撰写，国王立即坚决地予以回绝，评议会仅限于在10月11日，请求为德·魏特继续发放他的薪金。至少有一笔补偿金作为“特别津贴”于11月4日发给他；但德·魏特在他“严格的尊严感”召唤下拒绝了，已经于11月18日抵达魏玛（Lenz II 1, 82）。瓦恩哈根·封·恩泽（Varnhagen v. Ense）了解并报道，德·魏特得到了一部分教授的捐款——这肯定是从柏林动身之前——“通过每年的捐款保障一种年薪，直到他再次安顿下来；凌克（Link）捐出30塔勒，黑格尔捐了25塔勒，施莱尔马赫捐了50塔勒，其他人以类似的关系按照其意愿和能力来捐。政府从未真正发觉这一点”（Nic 199）。▲《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全四卷书影从这一消息中人们会推论说，黑格尔自己直到1819年11月初才感受到与那两个同事有了牵连，他在5月2日同他们一起出席皮切尔斯贝格宴会。不过，黑格尔在给克洛伊泽尔（Creuzer）于10月30日的信中透露，政治前景的黑暗如何在前几周和前几月向他施压，以及他如何从政治上开始与德·魏特保持距离：大学生联谊会的政治活动，以及德·魏特的弗里斯主义，大学当然并没有优待它们。但这并不是要把这种根源揽到自己身上，相反其根源主要来自其他地方——哪里呢？——主要来自海德堡；——严格来说，被捕者的大部分是那些，在我之前，属于马丁（Martin）和弗里斯时代曾在海德堡的人。德·魏特，据我听说，想去魏玛，太太和孩子想去海德堡。学生们送给了他一个写有圣经话语的银杯：你们不要害怕那些能杀死肉体、[61]却不能杀死精神的人，等等。关于这一笔退休金人们丝毫还没听到什么；但是在一封给国王的告别信里他匆匆宣布他动身离开这里，—— 所有这一切诚然都显得包含一点傲骨，并阻碍了所有有效地为此提供某种善意帮助的可能性。您从报纸上得知我们其他的政治和审查法令，这对我们来说，确实作为整个联邦的一部分都是家常便饭了。——阿斯韦卢斯从现在起被移交给军事法庭。——会令我奇怪的是，如果不在海德堡，还有某个人和其他人，这些人都参与了奔向达姆施塔特的游走并参加了当地的会议，应该会被逮捕——对我而言，至少起初我由于阿斯韦卢斯的事向他求情的封·康普兹先生，有什么[，如何]作为牢骚话对此人陈述。——如果你的人民迄今都对这些颠覆活动的追捕不冷不热，那么美因茨的委员会当然就该给他们揣上一脚。——除此之外，所有这一切都对提高情绪的快活感贡献不了什么，对此您也十分明白。——我已年届半百，其中三十年是在这个永远充满不安的时代的恐惧与希望中度过的，并且惟愿有朝一日能了却这种恐惧和希望。（现在）我不得不看到，这种局势还要一直拖延下去，确实在这个暗淡的时刻人们认为，会变得越来越令人气愤。这种气候，我觉得，并不完全像在海德堡那样好地影响我。可今年秋天去吕根岛的旅行我倒真的玩得好。前天我陪索格（Solger）去墓地，它离费希特（Fichtes）的不远；——那里也是属于我的墓地，在我的同事傍边；哲学家们，似乎去了那个地方，在这里就将不老。不过，对于社交生活而言，人们在这里可以发现许多闲逛的人；——但这也再次将一切都完全瓦解。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朋友圈。请您衷心向朋友们致以问候——特别是向道布（Daub）致以最为诚挚的问候——还有蒂堡（Thibaut）,埃申迈耶尔（Eschenmeyer）,海因里希·沃斯（Heinrich Voß）。我最可爱的想法之一，是希望能留在您的记忆中，——而我从您的礼物中看出了这一点。我也迟疑了很长时间来回信，以便答复法哲学为何缺少了几页；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您一样在工作中勤奋而精力充沛。——我只是想在议会法令生效时开始印刷。既然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哪些方面是有我们的审查自由的，我立即就将“它”付梓（《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18-220页）。黑格尔对“德·魏特的弗里斯主义”和他的行为举止“诚然可能显得包含一点傲骨”的担忧，泄露出臣民对当局命令和措施的屈从性，这些已经在他给警察局的信中已经引人注目了。但他与德·魏特和弗里斯保持距离，现在就更加明确地显现出来了。黑格尔甚至试图让这些同事单独为“学生联谊会的政治活动”负责：[62]大部分嫌疑分子虽然据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来自海德堡，但是，他们都已经是，正如他补充说明的那样（思路紊乱），在他之前的“马丁（Martin）和弗里斯（Frieses）时期的海德堡”。黑格尔没有提到，一部分嫌疑分子却是在他在的时期，在弗里斯免职之后，才在海德堡相遇，并追随他黑格尔,才前往柏林的。他自己实际上多么地脱离不了干系，他的这一评注：“这个永远充满不安的恐惧与希望的时代”越来越有威胁地变得令人气愤，泄露了秘密。也许黑格尔得以知晓了，林登贝格（Lindenberg）的大学生关于5月2日皮切尔斯贝格节的一封信在对德·魏特的审判中采用了（Lenz II 1,71）。在柏林记者弗里德里希·封·考恩（Friedrich v. Cölln）的一封信中，这是由维特根斯坦侯爵转交给阿尔滕施泰因的，同样于1819年12月5日传到柏林大学政府特派员手中，密告“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先生及其同伙”为忠于政府力量的敌手（Lenz II 1, 89）。黑格尔有理由相信，在追捕煽动者的危险行动已经威胁到他自己了，但是，直到1821年6月9日，他才在给他的老朋友尼特哈默尔（Niethammer）的一封信中给出明白无误的看法。也许，据我们所知，黑格尔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恐惧，这包含了一个事件的声明，人们简直不得不把这被描述为黑格尔在柏林时代的转折点。在他10月30日的信中，黑格尔未着一字表达他对卡尔斯巴德法令和政府警察措施的赞同。在11月的第一天，[63]黑格尔已经承诺向他被解雇的同事德·魏特承担已经提到的每年25塔勒的互助费。但在11月13日黑格尔就已经在一个“社会”中声明，国家有权利，“解雇一位教师，如果他只是向国家伸手要他的工资的话”。这无法进一步确定，黑格尔意图在何种意义上使这话被理解。但概率最小的解释是，黑格尔只想提请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在普鲁士公布卡尔斯巴德法令以来，出于政治原因解雇大学教师是有合法效力的。无论哪种形式，黑格尔也不得不从他自身方面为这一点背过书。当施莱尔马赫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称作“卑鄙的”时，两人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在宫廷社交中不久就传说，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最终用刀子互相攻击，在布勒斯劳、海德堡和施勒斯魏希（Schleswig）都在传说这件事。虽然施莱尔马赫在11月16日为这句“不久前真不应该从我嘴里溜出的不礼貌的话”而道歉，并表达出这一愿望：与黑格尔“就一个在我们目前的局势中有很重大现实性的对象进行沟通”。但是，黑格尔在他的回答中没有逾越冷静礼貌的限度，他解释道，要是他真的不过就是“有兴趣”，他们的看法是可以达到“平衡”的（《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21页）。他没有相反地改变他的看法。在1820年《法哲学》的序言中，黑格尔转向了—尽管是以还属委婉的书写方式——再一次强烈反对教学自由的要求，因为他认同国家具有解雇政治上不合意愿的大学教师的权利：诸如此类的现象对于政府必然产生的严重后果，靠官衔大概是规避不了的，[64]因为官衔依靠的是一个职位所授予的信任和权威，以便要求国家对其所起的腐蚀作用，即它对各种行为的实体性源泉，普遍的基本原理所进行的腐蚀，甚至包括它的顽固（似乎它本该如此），都要予以保障，听之任之（法哲学序言 XVI）。您不要同施莱尔马赫起争执；这肯定会对您有利的事情造成损害……毕竟好人和有所顾忌的人在我们今天一定比在路德时代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像我们的反对者，从神秘的狂热分子到滑稽可笑的耶稣会士那样，否则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最好的东西，而且一切，都要失去了（《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23页及下页）。但是对于黑格尔来说，骰子显然已经在1819年11月13日落下了。
▲ 黑格尔半身塑像
这一事件对《法哲学》的出版有多大影响，黑格尔在他10月30日的信中有所说明。当手稿最终在1819年夏末完成——相当滞后，因为根据3月26日的预告，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就要出版——和要付印之时，卡尔斯巴德法令首先使得这样出版不可能了：少于20印张的印刷品，根据卡尔斯巴德法令要进行预先审查；黑格尔的这部著作在当时提交的版本中也许只是一本篇幅较小的书，乃至于出于这个原因立即出版就不可能了。但是，在十月底，普鲁士的审查法令消除了现存的不明晰性——它还超过了卡尔斯巴德法令——，黑格尔却不能决定，立即开始印刷。[65]毋宁说，他倒是愿意将手稿“立即付梓”。这却意味着：之前黑格尔还是愿意对这个他曾打算在卡尔斯巴德法令公布之前予以出版的手稿着手进行修改的。当人们认为，是德·魏特遭解雇，导致黑格尔对准备付印的手稿进行加工，这是难以弄错的。修改实质上应当比黑格尔起初估计的时间延迟得更长。就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的争执明显地是出于自保而有意识发生的立场转变而言，这得到了另外两个信息的证实——这是我们关于这年冬天黑格尔政治态度的仅有信息。1820年1月底，施莱尔马赫与在柏林大学基于卡尔斯巴德法令任命的政府全权代表舒尔茨（Fr. Schultz）发生激烈争执， 在他履职过程中施莱尔马赫被迫向这位政府全权代表说明，他在大学评议会所做过的工作。施莱尔马赫成功地起草了一份评议会决议，其中强调指出，大学评议员不应被强迫做这样的陈述。只有黑格尔不同意这个决议，甚至还提交一份单独表决的公文，在此公文中他说明，“与这位政府全权代表先生的关系是一项信任的事情，因而在实践上要接受和办理”。[66]黑格尔在所谓的“军备节”上的行为完全处在同一路线上，这是纪念1813年2月9日普鲁士反对拿破仑的起义庆祝活动，1819年他又与施莱尔马赫，雅恩和德·魏特一起参加了这一庆典。一年之后，这位政府全权代表舒尔茨（Schultz）希望阻止在柏林大学大礼堂举办这个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以让被解散的学生联谊会的代表没有机会公开露面。然而，评议会成功地进行了繁琐的谈判，召开了庆祝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位教授缺席了这一庆典：大学校长葛申（Goeschen）教授和黑格尔。虽然黑格尔已经接受了参加庆祝会的邀请，却令学生们顺从政府代表的愿望，还是迅速地对之作出了回绝（Lenz II 1，114）。人们不得不将黑格尔的这种顺从评价一种企图，使人忘记他在去年5月参加皮切尔斯贝格庆祝会和另一次学生学生联谊会举办的活动。通过如此彻底地尽力改变其侧影，黑格尔需要比原初计划更多的时间，重新修订他的《法哲学》。在1819—1820年冬季学期，他像去年一样，再次阅读了《论自然法和国家法或法哲学》（Ius naturae et civitatis,i.e.philosophia iuris）。无论如何，这为他提供了一个高度修订他的手稿的便利机会。尽管如此，也还是一直持续到1820年6月25日，等他在“序言”下签了字才终于能够完成他在手稿上的工作。印刷也比往常持续了更长时间；但在1820年10月10日，黑格尔才能将他刚刚出版的那本书呈递给普鲁士文化部长阿尔滕斯泰因，[67]并附带做了这样描述性的说明：“以这种方式报道了我就眼下这个对象所讲授的那些原理的周到的信息”（《黑格尔往来书信集: 第二卷》，第237页）。如果有人记得，黑格尔不得不对他已经在1819年初秋准备印刷的手稿做出一些并非不关紧要的修改，以便让它能够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得以出版，就不会把幻觉投入到这种献词的政治含义上。大致是在同一时间，黑格尔在给国务总理哈登堡的一封信中，以一种坑坑洼洼的言语方式，强调他的科学努力是为了证明，他的哲学与这些东西，即同“普鲁士国家在它的国王陛下的光辉照耀下的政府和在阁下之英明领导下，……部分地已经得到,部分地还将有幸得到…的东西”是相一致的。由此黑格尔做出了这一推断：“哲学……将能得到政府善举意图的直接推动”（《黑格尔往来书信集: 第二卷》，第242页）。▲ 伊尔廷著作《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n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书影尽管如此，阿尔滕斯泰因几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他能够证实黑格尔他够格：“因此这页将最有保障地使您做到，使您的听众免遭令人败坏的狂妄之害，尤其在事关国家的问题上，这种狂妄将会把持存之物在尚未认识之前就扔掉，使自身落入到空无内容的理想所任性提出的东西中”（《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87页）。因此黑格尔分享到了官方的证实，他今后可以算是普鲁士支撑国家的力量了。大概在同一时间，黑格尔也——在1821年6月9日写给尼特哈默尔的一封信中——首次予以认定，他相信，时代的危险以它自己的方式无损地脱险了：您知道，我来到这里了，为的是在中心而不在一个偏僻地区。而且在一个这样的中心，我感觉到，鉴于我的职位影响力，也鉴于[68]高层对我的认可意向，是非常令人满意，也是令人安慰的。就后者而言，我的职位带有一种巴伐利亚的风格就能说明。在您这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所谓的解释；这种职位在这里也不缺。反正您知道，哲学教授本身就是一个天生的解释者。煽动者的危难处境，我已经脱离了，--虽然不是没有担忧，在嫌疑人、诽谤者等等前面，直到我读了德·魏特的信，并学会了更接近地认识了一些人，有一些就是蛊惑人心的，但有一些则是处理他们的人，所以进而言之，一方面是那些人的悲惨和应得的命运，另一方面则是当局的正义，虽然在这种模糊不清的事情上，不是开端的，却是最后的正义，甚至比所认识到的更多（所以一年来一个助手为我上大课；他的工作是去听我的讲课并每周主持四个小时对所讲课程的复习，——每年有400塔勒的年薪——，此人被拘捕了10周，由于有煽动罪的嫌疑，在监狱中狱警不分日夜地对他进行监视）。我希望，新的危险将同样不要让它涉及我。好多个星期之前，国王通过一道内阁令，因一个无用的笨蛋来实施，给部长造成了要负的责任，即在普鲁士的大学课堂上不许讲授奥肯的自然哲学或类似的导致无神论并诱导青年的学说。——他们自己知道这唱的是一首如此危难的歌。——今年夏天，我自己读了宗教哲学并对此有了一个良知确信（ein gutes Gewissen）。——您知道，一方面我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另一方面我喜欢平静，每年看到几场暴风骤雨，这恰恰不是使人舒服的事情，尽管我立刻可以确信，至多不过是几滴雨珠落在我身上。但您也知道，人们在这里有比较正确了解的，总只是外表上的东西，从而更加确信他的事务和境况；而最终——可是最终关于这些我也不反对你，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任何开端！（《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二卷》，第271页及下页。）一种解释就是一个弃儿，那么是被遗弃在孤儿院并需要公众关怀照顾的一个新生儿。类似地，黑格尔看到了一个哲学家在此时代的处境：他要依赖“高层认可的意向”。黑格尔不得不在“煽动者的危难”中经历这些，虽然他并不直接亲临险境，却被怀疑和诽谤，因此有担忧的理由。但结束这种不安全状况的是三次经历：德·魏特给卡尔·路德维希·桑德的母亲所写的信被告知的情况；被警察拘捕之人的“悲惨和应得的命运”；和追捕行动当局机关的正义甚至仁慈。[69]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这些信息，黑格尔想要暗示的是，他从这些经验中引出了学说，其政治立场不是在被警察追捕行动方面，而是在政府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反对理由，否认黑格尔所相信的解释，将是最不公平的。尽管如此，黑格尔某些模糊不清的表达方式引人注目，他表面上是想免谈他的政治立场有一种转变。黑格尔并没有强调说，他已经脱离了“煽动者的危难处境”，并且他对于自己生存的担忧也已经摆脱了。当然，所有我们已知的信息都可以显明，这就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黑格尔对他处境的“危险性”有多么地敏感，在这封信中也通过他从皇家内阁令关于奥肯的自然哲学及其无神论的后果中立即引出对他自己宗教哲学评价的推论，显露出来了。尽管他有“良知确信”，但还是害怕对自己造成不利的后果。因为否则他如何能写出：“我希望，新的危险同样不要让它涉及我”呢？作为谨小慎微的人，热爱平静的人，黑格尔懂得评估这一优点，能够使他在此“中心”附近更迅速地形成一个切合于他的处境的图景。臆想中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黑格尔已经满足于，当他能够确信，他每年都看到腾空而起的暴风骤雨，“至多不过有几滴雨珠落在他身上”。▲ 位于柏林Der Dorotheenstädische Friedhof I墓园的黑格尔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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